——一份被主管部门处罚的笔录，一审称“资料宝贵”；二审判道歉，执行却贴公告了事，线索移送至今无回音
“你爸杀了我爸”——四次公开辱骂，一个家庭六十年的清白
湖南省冷水江市铎山镇。一份1963年邵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再审判决书明确记载：谢某父亲免予追究刑事责任。
然而这份跨越六十年的清白证明，在今天的法庭上，却敌不过一份被主管部门认定存在伪造情形的询问笔录。更让谢某难以接受的是，这份笔录曾被一审法官称为“宝贵资料”，并存入案卷。
01 多次公开造谣辱骂，派出所认定的“主动投案” 被肖某初本人否认
湖南冷水江市，村民肖某初侵占谢某土地的事实已被多部门生效文书确认。但接下来发生的事，已远超邻里纠纷范畴——谢某被肖某初盯上了。
2025年5月到11月，肖某初先后四次，在公共场合指着谢某说：
“你爸杀了我爸。”
“你爸坐牢把眼睛关瞎了。”
每一次，都是公开造谣。每一次，都是公开侮辱。
谢某忍无可忍，报警。
派出所询问笔录里，肖某初亲口承认：“我没有证据。”还当场承诺：“下次再也不会捏造谢某的爸爸杀死了我爸爸之类的谎言了。”
白纸黑字。
派出所查实诽谤行为，作出行政处罚：罚款300元。
对其中前三次公开辱骂，仅罚款300元。
处罚决定中认定肖某初“主动投案”。但据庭审记录，肖某初当庭陈述：“警察来找我问话说我是自首，我不是自首。”连他自己都否认“主动投案”。
这笔300元罚款至今未实际收缴，派出所也未催告、未强制执行。谢某邮寄履职申请书，超期未获答复。
除“主动投案”外，该案办理过程还被指出存在多项程序问题：未向谢某出具受案登记表、受案回执；询问笔录日期被篡改；部分问询仅一名民警到场，事后补签第二名民警签名。
更严重的是：当地派出所登记信息显示已将纠纷移送多个部门，但经谢某向相关单位逐一核实，均表示未收到移送函。所谓“恢复原状”，也与实际未处置的核心区域严重不符。
肖某初并未因处罚收手。仅隔四个月零四天，肖某初再次公开诽谤“杀人”。
这一次，连他亲生儿子在派出所问询中都承认，其父亲对谢某说了“你们杀人了，杀了一个还要杀一个”。
自己的儿子都承认了，派出所却作出了不予立案决定。
同样的谣言，第一次被认定为“诽谤”，第二次却“不予立案”。同一个派出所，对同一个人的同一种行为，前后定性截然相反。执法的标准到底在哪里？
02 一审承办法官：“文化程度低”，诽谤不算故意
谢某诉肖某初名誉侵权，案子到了当地法院。2025年11月25日，一审判决：驳回谢某全部诉讼请求。
理由是：
“被告文化程度较低，认知水平有限……并无故意诽谤、污蔑的意思表示。”
一个七十多岁、当过多年煤矿安全矿长的人，在公开场合反复说“你爸杀了我爸” 这种话不是故意？
那什么叫故意？
一审判决还认为，谢某“未提交证据证明有村民因听信言论导致社会评价降低”。谣言都传遍村子了，村委会都出具了“谣言在村内传播，造成不良影响”的证明，还要怎么证明？
更令人震惊的是判决前的言行。
据全程录音，一审法官对谢某说：“我们了解的，我认为是真相……你父亲当时趁人之危参与了打。”
她说：“我是法律专业人士，该粉饰什么，不该粉饰什么，我清楚得很。”
她还说：“我如果敢判，我就不怕你告状，告到哪里我都不怕……只要是我敢判的，我就不怕任何人告状。”
据录音，她还曾表示，如果支持谢某，案件大概率会被二审改判，担心被告方律师炒作影响自身处境。她甚至还称：“苏某江作证，你告到哪里都告不到他。”
判决前三天，她通过中间人传话：“如果撤诉，法院组织被告肖某初赔礼道歉；如果不撤诉，全案驳回。”
三天后，判决书出来——全案驳回。
谢某认为，法官上述言行已经超出正常审判范畴。
在案件尚未审结阶段，该法官曾携助理前往当地派出所，表示公安机关不应当处罚肖某初。审理同一案件的民事法官，主动就公安机关的治安处罚发表意见，被认为明显越权。
一审案卷中的《录音情况说明》记载，该法官曾对证人苏某江说：“如果他们再来吵，你们随时报警，我们今天也到了派出所把昨天他们来吵的事情讲了一遍。”当事人正常了解案情被说成“吵”，并提前与派出所沟通，客观上为对方当事人提供了程序便利。
03 一份14岁“证人”的笔录，被一审承办法官奉为“宝贵资料”
更严重的事在后头。
一审中，被告方提交了一份关键“证据”——一份对苏某江的询问笔录，内容是苏某江“证明”谢某的父亲“参与了打人”。
这份笔录有多荒唐？
说事情发生在“文化大革命时期1960年”——但文化大革命1966年才开始。
说“凶手”名字前后不一。
说抓了七个人——但官方档案写的是拘捕了6人。
更离谱的是，苏某江1946年出生，1960年时年仅14岁。笔录上的“见证人”谢某文1947年出生，当时才13岁。
一个14岁的“证人”，一个13岁的“见证人”，一份连基本历史常识都弄错的“笔录”——这能叫证据？
值得注意的是，苏某江是有着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、在村里有影响力的老干部，却在这样一份漏洞明显的笔录中充当唯一的“亲身经历者”。是记忆偏差，还是有人引导，值得追问。此外，谢某文在同一份笔录中既以“见证人”又以“证明人”身份签名，身份重叠，证言独立性和真实性存疑。
2026年5月28日，当地司法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认定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某满在制作该笔录时“独自一人”前往，却“私自在询问人处添加未到场人员姓名”，虚构共同取证事实，符合伪造证据情形，被依法给予警告处分。
然而，就在此前的2025年10月31日，一审法官亲自跑到苏某江家里，对他说：“当时知道情况的人基本上不在了，只有你是亲身经历的……所以我们保留一份资料，也很宝贵，保留一份放到这个案子的案卷里面。”
一份被官方认定为伪造的证据，被她称为“宝贵资料”，亲手装进了案卷。
04 二审改判道歉，执行却贴公告了事
2026年4月21日，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，判令肖某初在村委会公告栏连续10天张贴道歉声明。
但肖某初拒不履行。
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，一审法院执行局的做法：没有对肖某初采取任何强制措施，而是由该法院将判决内容在公告栏张贴公示了事。
由一审法院代替被执行人履行道歉义务？
那判决书还有什么意义？违法成本就是零？
《民事诉讼法》明确规定，被执行人不履行判决义务的，法院可以采取罚款、拘留等强制措施。但在这里，什么都没做。判决书变成了一张废纸，被执行人毫发无伤。
05 老党员充当“证人”，现任党员原村干部签名作证：41人被指涉嫌伪造证据，法院移送申请至今无果
2026年5月6日，谢某向娄底中院立案庭及院长分别邮寄了《移送犯罪线索申请书》及证据材料，要求将肖某初、谢某满、苏某江、谢某文及37名联名作证的村民共41人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责。
在这份漏洞明显、连“文化大革命”时间都写错的材料上，除了14岁的“证人”和13岁的“见证人”，竟还有37名本村村民签名画押。签名者中包括现任党员、曾任村主任6年的肖某春。
肖某春不是普通村民，而是基层党组织成员、曾担任村委会主任的基层干部，却在明显不符合历史常识的材料上签字作证。面对这一由基层骨干力量参与的集体签名行为，当地法院一审全部采信，二审法院在二审中面对移送犯罪申请亦未作出任何处理。
2026年6月5日，谢某电话催促，对方要求补充情况说明。6月11日按要求寄出详细情况说明并附10份新证据，此后答复始终是“领导研究”，最后连电话也不再接听。
7月31日，谢某前往娄底中院，预约到8月17日由徐副院长接访。当日徐副院长称“你去公安机关报案”。谢某解释公安机关要求法院移送，徐副院长仍推诿。8月18日，谢某致电当地公安局法制部门，对方称“你已起诉，要法院移送”。法院让找公安，公安让找法院，互相推诿，问题被反复推诿至今。
《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，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伪造、毁灭重要证据，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，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、拘留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《刑法》第三百零七条规定，帮助当事人毁灭、伪造证据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
本案并非普通邻里名誉纠纷，而是涉及老党员、老干部及现任党员原村干部深度参与的涉嫌伪造证据、妨害作证案件。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及《民事诉讼法》，法院发现党员涉嫌违法违纪线索，既有义务移送公安，亦有义务通报纪检监察机关。
但二审法院至今未予明确处理。这41人涉嫌伪造证据、妨害作证的犯罪线索，就在案卷里摆着。法院不移送，公安不接受，当事人的刑事追诉程序被卡死在“互相推诿”的死循环里。
06 几个问题必须说清
第一，一个普通家庭被邻居反复诽谤“杀人”“坐牢”，公安机关虽认定违法，却仅罚款300元即结案。处罚决定认定“主动投案”，本人却当庭否认。一个家庭连基本名誉都得不到保护，罚300元就等于法律给了交代？执法的严肃性值得追问。
第二，一份连基本历史常识都弄错的“询问笔录”——1960年的事被写成“文化大革命时期”——竟能作为证据提交法院。如此明显的硬伤，法院的审查机制值得关注。
第三，一位法官在判决前即预设结论，用判决结果施压当事人，甚至亲口说出“该粉饰什么我清楚得很”。这样的话出自法官之口，司法公信力因此受到质疑。
第四，一审判决以“文化程度低”为由认定诽谤者“无故意”，按此逻辑，文化程度低是否就能成为随意造谣的理由？法律对恶意的认定标准需要明确。
第五，二审虽改判道歉，执行时却不罚款、不拘留，仅张贴公告了事。若执行如此敷衍，老百姓赢了官司的意义需要落实。
第六，41人的伪证材料中，不仅有老党员、老干部苏某江充当所谓“亲身经历者”，更有现任党员、原村主任肖某春签名作证。一个老党员的说法与官方档案明显矛盾，一个现任党员原村干部签字背书，再加两级法院“冷处理”——如果连基层党组织骨干都参与集体造假，而法院对此视而不见、未予移送，基层的公平正义如何保障，值得关注。
07 我们要什么
第一，当地法院执行局必须依法对肖某初采取罚款、拘留等强制措施，责令其本人亲笔书写道歉声明并张贴，让判决不是一纸空文。
第二，二审法院必须依法将41名被指涉嫌伪造证据、妨害作证的人员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，不能再拖延不办。
第三，请当地纪检监察机关介入，重点对苏某江、肖某春进行党纪立案审查。
第四，当地派出所必须对“事后添加民警签名”“虚构主动投案”“虚构移送函”“虚构恢复原状”等问题作出说明，相关责任人必须受到处分，并对肖某初重新立案，依法从重处罚。
第五，对一审承办法官的违法违纪问题，必须启动调查。录音里那些话——“该粉饰什么我清楚得很”“我如果敢判就不怕你告状”——需要有人给她一个解释的机会。
案子已经拖了一年多。一个普通家庭的名誉被糟蹋了一年多，这个家庭的名誉，至今没有得到实质恢复。
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
这句话，是一审承办法官自己说的。现在，还给她。
真相不会永远沉默。
后续进展，我们将持续关注。
本文所述关键事实，均有相应证据材料为证，包括但不限于: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决定书、一审及二审民事判决书、行政判决书、执行案件材料、司法行政机关处罚决定、庭审笔录、录音资料及村委会证明等。
恳请纪检监察机关、人民检察院、人民法院依法调取完整卷宗和原始证据进行核查。如有关部门需核实情况，可通过本媒体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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